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50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团结奋斗、阔步前进，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建国初期，中央以党的民族工作政策结合西藏具体实际，不仅对西藏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关键时刻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步骤和方法，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和平解放西藏——以民族团结为民族政策的核心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中央力求最低限度地减少对西藏地方的破坏、最大限度地团结藏族群众，按照“家里的事大家商量办”的思维框架，与西藏地方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1949年，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之后，人民解放战争由北向南迅速推进，势如卷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决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党中央适时将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然而，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对西藏问题，中央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从“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出发，洞察西藏上层担心失去其“政教特权”的心态，策略地形成了以“民主改革”的“暂时让步”换取“西藏主权”的“和平收回”的政策思路，使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托。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向西藏的伟大进军。这时，西藏地方政府耍花招，指使其谈判代表长期滞留国外，并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0月，进藏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胜利地进行了昌都战役，打开了通向拉萨的通道。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发生了急剧分化。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规定了中央承认西藏现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发展农牧工商业，发展语言、文字、教育等。协议的签订，为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结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正常局面，改善汉藏民族关系，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根据协议，人民解放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驻拉萨、江孜、日喀则、亚东和阿里地区，把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
中央要求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并指出，“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忙汉人的。”中央还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加强监督，进藏人员如果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有批评和向上反映的权利。中央坦诚地向西藏各界代表人士表达了尊重西藏各民族和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诚意，阐明共产党的政策既不是羁縻政策，也不是压迫政策，而是完全新型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
坚决驱逐外国势力——以独立自主为民族政策的前提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分裂往往是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进行从而得逞的。帝国主义觊觑西藏，与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历史是相一致的。中央在西藏解放与发展的历程中坚持“主权至上”，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拒绝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1774年，东印度公司派秘书波格尔由不丹进藏，企图“和平通商”；1779年，英国驻印度总督赫斯定再次派忒涅•桑德潜入西藏活动。英帝国主义霸占西藏之心早已有之。自尼泊尔、布丹、锡金等国先后沦为英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刺刀已指向拉萨。继而发生了西藏人民保家卫国的隆吐山、江孜等战役，西藏人民同东南沿海人民一样加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浩浩洪流，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1904年9月7日，腐败的清政府与英签订《拉萨条约》，严重地挫伤了西藏广大僧侣、爱国人士抗敌卫国的积极性，英军进入圣地西藏，13世达赖流亡，西藏的形势日益复杂多变。1904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推翻帝制的喜悦，经历了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的苦难，北伐战争、8年抗日战争，3年全国解放战争，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西藏社会，西藏内部的独立与反独立势力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鉴此，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十七条协议》中第一条之第一句便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不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就很难维持西藏的和平，也就不可能彻底抛弃“独立”主张，真正回到祖国怀抱。像1950年欲进藏劝说达赖的格达活佛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及“独立”分子的忌恨，受阻昌都，后中毒身亡，便是突出一例。
1950年，英印度驻中国大使向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提交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认为在联合国考虑中国加入的关键时点上，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试图以中国加入联合国为筹码相要挟。对此，中央表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指示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同年，英印度政府就解放军进军西藏向中方施压，英印度政府“深表遗憾”并向中方提交照会，在各个场合用“侵略”指责中国。中央指示有关部门：“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965年9月8日，翻身农奴在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庄重地投下了自己的一票。
一切行动必须要耐心等待条件成熟——以慎重稳进为民族政策的要义
中央提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西藏革命的进程，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部署发展的。建国初期中央在处理西藏的各种问题时特别宽容，特别耐心。许多事情宁可不做，也不强求，只要不是根本问题，都可让步，能妥协的尽量妥协，表现了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西藏具有极其典型的自然和社会特征：一是自然环境恶劣，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缺氧、多雪、干燥、寒冷。二是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生活区，占总人口90％以上的藏族人民生活于藏传佛教文化的特殊环境中，有独特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三是社会发展滞后，既有浓重的宗教气氛，社会生产力又十分低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还处在起步阶段。四是既在文化上被无数人当做“香格里拉”，又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五是历史以来，藏汉民族存在一些民族隔阂和不信任。中央科学地分析了西藏的各种矛盾，对西藏革命的基本方针、步骤和政策作了英明决策：西藏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对西藏的民主革命，又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创造性地把反帝和反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任务分作两步解决。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然后再逐步地改革封建农奴制度。
中央在建国初期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西藏工作事无巨细都慎重处理，例如给班禅相片题字哪些字不写，给西藏寺院的乞丐发放布施何时适宜等。1952年4月，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的复电指出：“……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同年12月，又对西藏工委成立农牧部只报西南局而未向中央报告，给予批评。毛泽东同志论述道：“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样看待”、“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
1956年，针对西藏民主改革问题，因工作基础、干部准备、上层态度等条件都不成熟，中央果断地确定至少“六年不改”，机构精简，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大批内调。1959年以后，中央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贯彻这一指示后总的形势很好，西藏从1961年至1965年被人们称为第一个黄金时代。
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的西藏各族群众欢呼雀跃。
解放农奴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为民族政策的关键
通观党中央指挥解放西藏和发展西藏的历程，一切方针政策着眼于西藏的发展，给人民以实惠，让西藏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西藏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使广大的西藏人民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反对西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解放西藏初期，中央指示进藏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又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我们要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一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基本环节，第二条是从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进藏，而使藏民生活稍有下降．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资基础”。
进军西藏后，中央着手推动解放农奴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曾对西藏宗教领袖说：“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并用释迦牟尼的故事来启发他们：“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并说：“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将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结合起来，把西藏上层分为左、中、右、叛，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参与叛乱的没收其生产资料，对没有参与叛乱的由国家出资赎买其多的生产资料，再将这些生产资料分给翻身农奴，极大地鼓舞了翻身农奴当家做主和生产的积极性。西藏人民终于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民主改革。
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影响群众工作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兴办学校、医院，向广大农牧民发放无息农贷、发放无偿农具，派出医疗队、兽防医疗人员深入农牧区为群众看病治病，为牲畜防治疫病，切实改善了西藏群众的生活条件。
进军西藏伊始，中央就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建设”。在拉萨成立了中央交通部西藏交通局，在昌都、格尔木成立了康藏、青藏公路管理局，建立了一批运输企业和汽车修配厂，并先后修筑江孜至日喀则、羊八井至日喀则、拉萨至泽当、昌都至黑河、日喀则至狮泉河、日喀则至樟木的公路，芒康至德庆的滇藏公路，狮泉河至新疆叶城的新藏公路，形成以拉萨为中心，以康藏、青藏、新藏、滇藏和中尼公路为辐射的公路网。还先后建成了拉萨、昌都、格尔木汽车修配厂和拉萨木材厂、石灰厂、地毯石、血清厂。1956年10月拉萨近郊的新夺底水电站建成投产，装机容量660千瓦，拉萨市才开始有了电灯照明。这些厂矿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在西藏现代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揭开了西藏现代工业的帷幕，特别是班戈湖硼砂厂的建成，吹响了开发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号角，为西藏发展现代工业迈出了新的步伐。
中央在西藏解放与发展历程中采用的工作方针，即有原则，又有策略，为我党我军在西藏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典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政通人和、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各族群众心向党、心向祖国，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西藏未来发展更加的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本文刊发于2015年第5期《中国统一战线》杂志，作者李婕 任文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