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统战部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开设新中国成立75周年“心声”专栏,以党外人士亲历者、见证者的视角,讲述新时代统一战线成员奋进新征程的动人故事,表达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爱国奋斗的真挚情感,在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贡献智慧和力量。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四川省青年联合会第十四届委员、四川省党外建言献策专家库入库专家,无党派人士贡布泽仁的自述日前获得刊载。
我出生在川西高原的一个牧民家庭,从一位普通牧民的孩子成长为北京大学的博士,学成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眷恋回川投身牧区建设,把论文写在草原上,把成果留在牧民家,亲历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关怀下西部民族牧区的发展与变化。
抉择:草原牧区的记忆
我是牧民的儿子,草原为席,牛群为伴,在那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7岁那年,我面临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承家业成为传统牧人,或是追求学业。奶奶和亲戚们都说:“一个男孩子不去寺院当扎巴或者在牧场放牛,还能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读书?到教室里待着能把牛放好吗?”这时,阿妈站了出来,她告诉所有人:“现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多好呀,贡布泽仁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了!”在亲戚们的抱怨和责备声中,母亲力排众议坚持让我读书,7岁的我是当时村里第一个背上书包上学的孩子。
由于年幼且自理能力不足,加之上学路途遥远,阿妈便拜托当时50岁的舅姥爷每日陪读照顾。他日复一日骑马往返,接送我上学回家。哪怕寒冬的时候,无论河水多么冰冷刺骨,都会背着我过河。阿妈则每天站在村口目送我上学,又等着我归来。我至今无法忘记她在村口等待我回家的身影,那个身影总是温暖的,但也是严厉的。当我读书不专心的时候,阿妈的皮鞭就会像雨点一样落下,让贪玩的我无处可逃。
阿妈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曾在州民干校读过几天书,20多岁成为村里首位女性村支书。村子里事多,家里日子又苦,靠几头牛度日,但她平日里常常抽时间自己看书。或许是这为数不多的读书机会让阿妈打开了眼界,她不仅坚决支持我上学,还在我读书的那些年,前后帮助了15位牧区的孩子去学校读书。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大力实施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才让我们这些牧区孩子逐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我切身感受到了教育对牧区孩子的重要性。2016年,我回到曾经求学的地方,看到我们村里的每个孩子都在上学读书,都有机会接受现代化教育,母校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也在全面升级和改善。这些一点一滴都是牧区教育巨变的成果,也承载了教育改变草原牧区的时代记忆。
求学:从草原到北京大学校园
2007年,我在青海湖周边的牧区案例村进行调研,那也是我第一次带着所学的知识回到牧区。我发现原来牧民对草场生态竟然有着自成系统的深刻认识。小到每一株植物的名字和作用,大到牲畜与植被、土壤及气候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知识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土生态系统特征的管理模式,被学术界称为社区习俗制度。在采访中,一位牧民说道:“在不同的季节里,牛羊都有着不同的食草行为,它们需要吃不同草场上的植被来满足它们的生产需求。比如在寒冷的冬季,我们会把牲畜放在海拔较低的山脚下,这样有助于它们过冬。而牲畜在不同季节草场之间的移动可以起到草场践踏、种子传播、草场施肥等作用,对草的生长很有帮助。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保持季节性游牧的原因。”
尽管我从小生活在牧区,但之前对牧民的智慧及放牧方式的认识仅停留在一份情怀和单纯的热爱上,对牧区的认识一度徘徊在浪漫与落后等形容词之间。我不断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学习牧民的知识后,才逐渐认识到,游牧文化中蕴含的几千年本土生态知识和社会习俗制度在草场资源保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主流理论和大众对我国草原牧区的创新实践认知尚不系统。因此,我希望用科学方法记录、讲述和传播我国游牧民族的生态文化,讲述属于我们中国牧民的独有故事。
带着这样的初心,201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环境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李文军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科学等课程,并深入研究牧区的游牧文化、社会变迁与发展、草场生态系统特征及牧民社区组织创造的草场管理制度,并将博士论文聚焦于草原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下青藏高原牧区的草场管理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旨在探索青藏高原牧区草场管理中的习俗制度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及其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牧区社会的变迁,在社区习俗制度的基础上,牧民采纳了市场机制的手段,创造了适合于牧区社会生态变化的管理制度。社区自主组织的管理制度在提高畜牧业生产和牧民生计以及保护生态方面更有效。
归乡:
把论文写在草原上
把成果留在牧民家的“西财人”
2016年博士毕业后,我主动放弃留京工作机会,毅然选择了回川建设家乡,有幸进入西南财经大学任教。
借助学校“双一流”建设东风,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组建了青藏高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团队。团队主要聚焦“人口高质量发展对青藏高原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生态文明思想在青藏高原的实践”以及“青藏高原农牧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等主题科研攻关,为我发挥研究专长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我每年组织研究生前往青藏高原进行为期2-3个月的田野调查,旨在带领更多优秀学子发扬“经世济民 孜孜以求”之西财精神,用脚步丈量西部大地,以科研记录牧区发展图景。2018年,我们在川西若尔盖牧区调研时发现,与2011年相对比,我们长期追踪的牧户家庭新增了很多不同的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单一畜牧业收入转向多元的收入来源,增加了社会养老保障和公益性岗位的收入。这大幅度提升了牧户的收入水平,很多牧户家庭有能力在自己冬季定居点的房子添置更多现代家具,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牧民的幸福感总是洋溢在脸上。每每看到牧民家人们的温暖笑脸,更加坚定了我要从科研视角记录和讲述青藏高原现代化发展故事的信心决心。
作为一名党外人士,我深感这一身份意味着荣誉和责任。议政建言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需要找出真问题、提好建议,才能为党分忧、为国担责。我坚持把中心所在、大局所需和自身所长结合起来,担任四川知联会会员、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四川党外建言献策专家库专家、四川省留学人员联谊会资政专委会副会长等多个职务,积极参与各级统战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多次赴甘孜、阿坝等地参加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8年来,我先后深入青海、四川、甘肃等牧区开展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调研60余次,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民生数据,建立起了国内少有的涉藏地区农牧民社会经济发展微观动态数据库,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研究》,出版专著《青藏高原草场产权制度演变与创新》并荣获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今年暑假,我在青海玉树牧区调研时发现,与2016年相对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很多牧区村子建立了村集体生态畜牧业合作社。通过整合牧民的畜牧资源和劳动力,推动草原畜牧产业发展。对畜产品进行加工销售的同时,研发出与草原畜牧业相关的文创产品,不仅改善了草原畜牧业的产业发展模式,而且有效解决了本村青年就业问题。其中一个案例村的合作社为30多名本村青年待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正是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感召下,牧民的生活实现了从传统的“靠天养畜”逐步转向“畜牧产业化和牧民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全面提升,农牧户居住条件得到了大幅改善,交通网络更加便捷,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更加完善。农牧区的现代化不仅巩固了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也为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能够切身感受和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西部农牧区的实践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未来我将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自觉将论文写在草原上,把成果留在牧民家,为西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西财力量,以实际行动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