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民盟与“五一口号”的关系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五一口号”提出后民盟迅速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而事实上，“五一口号”的提出也与民盟密不可分。

一、单独执政的设想与民盟被解散有关

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积极拥护。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当积极同各民主党派开展合作，共襄建国大业。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1947年11月，毛泽东确实曾有不联合民主党派组建联合政府，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执政的设想。

据〔俄〕A.列多夫斯基编、马贵凡译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载：“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2000年，应中国学者要求，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查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两封往来电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2001年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译载了此文。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原件现存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3—17页。”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其一，毛泽东1947年11月确有新政权由中共单独执政的设想。其二，这一设想确与民盟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民盟在1947年10月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并于1947年11月初被解散有直接的关系。

一是与苏联没有多党执政的经历有关。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学习的榜样。但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还是苏联建国的现实实践中，都没有与资产阶级合作建国的情况。故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像苏联那样实行一党执政。

二是与民盟被解散直接相关。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公开宣布取缔中国民主同盟，民盟迫于压力，宣告解散。民盟解散了，民建、民进等其他民主党派也因国民党的打击破坏而被迫转入地下或转至香港，相继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国民党和跟着国民党跑的青年党、民社党不可能让他们进入新政权，中间党派又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实行一党执政。于是毛泽东于11月30日专门去电给苏共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单独执政的设想。

由此可见，“五一口号”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原有设想的修订。而原来设想的提出与民盟被解散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联合执政的方针与民盟的变化有关

为什么五个月后的“五一口号”又提出联合各民主党派组建联合政府的方针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与民盟有关。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重组总部，并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民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治路线根本调整。

一是对中间路线进行彻底清算,转为了革命的政治路线。

一届三中全会前，民盟在港的中执委和南方总支部已开展了民盟路线的讨论。先后组织了8次谈话会，其重要内容，就是对过去中间路线的反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严肃批判了社会上包括盟内某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认为，自从民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通过集会、领导人发表讲话、召开座谈会、发表文章等形式，对国内重新抬头的第三方面势力进行了猛烈批判，使新的第三条路线刚抬头就被压了下去。至此，民盟的立场“仍是民主的立场，但在新阶段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故民主的立场，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就该是革命的立场”。从民盟被解散到五一口号发布，民盟在较短的时间内却基本完成了对中间路线的否定和对革命路线的肯定。

二是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决心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

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中说，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经不可能从谈判妥协中寻求，必须粉碎这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一届三中全会后，民盟持续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三是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并确立了跟随共产党干的方针

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评价。沈钧儒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会后民盟在香港所发表的声明，大多与中共的立场一致,而他们所攻击的对象，除了国民党外,还包括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这与中共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民盟的中间路线已过渡为革命路线，标志着民盟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领导。

其次,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一是组织恢复工作。早在国民党政府迫害民盟盟员时，张澜、章伯钧就作了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后，民盟决定原来的地方组织停止活动的同时，着手重组地方组织和重新组织盟员。三中全会对民盟总部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主同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会前，沈钧儒、章伯钧等为会议召开作了大量的准备，虽然开会在边远的香港，但地方组织中南方总支部、西北总支部、上海市支部、重庆市支部、云南省支部、福建省支部、港九支部和马来亚支部等组织的代表12人列席了会议。没有列席会议的地方组织如四川后来也派人到了香港，带回了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回去后按照会议精神迅速地开展工作。

二是左派力量增强。一届三中全会前，民盟已将其右翼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开除出盟;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种活动就不再联系持中间路线的盟员;不坚定分子自动退出或被清除出了民盟。对民盟地方组织的清理和整顿，增强了盟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此外，全会后从民盟总部到基层组织，都有一定比例的党盟交叉成员，这些成员在民盟的左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方法靠近中共。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民主同盟今后组织工作计划》指出：“新的革命阶段,必须从“争取合法公开”的组织路线变为“革命性的群众性的组织路线”。没有这种改变，是决不能执行今后民主革命斗争任务的。提出了民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清洗过去一切组织上的松懈现象”。并学习共产党“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到农村去”等工作方法。

四是开展革命活动。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方组织结合全会精神和当地实际，开展了各种反抗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如上海市支部秘密成立后，重新编印了《上海市盟员手册》，辑录了三中全会文件和地下组织生活守则，还翻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还设有为中共搜集情报的小组。这些宣传和革命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

民盟重建总部，放弃中间路线，和国民党一刀两断，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到港得到了中共的帮助。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筹备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华南局方方、连贯、许涤新、章汉夫等领导人帮助不少。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的复刊，也得到了中共的协助。

由于以上原因，中共对民盟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指岀：“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表示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民盟政治路线的改变及其一系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毛泽东改变设想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五一口号”发布前，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他在1948年3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其他党派将来参加共产党组建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三、五一口号的提出与民盟的建议有关

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以来，中共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没有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机关，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直接领导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工作。1947年11月到1948年4月，国民党先后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虽然共产党和民盟坚决抵制，但青年党和民社党及其它一些人士却参加了国民大会，三党联合政府在报纸上满天飞。参加旧政协会的9名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6人都随国民党而去，而真正跟共产党走的，仅郭沫若一人。蒋介石宣告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给国统区老百姓一种国家已经走上了民主宪政道路，几十年的目标终于实现的感觉，而共产党连自己的全国政权都没有建立。这些对共产党和毛主席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如果任其发展，国民党有可能整合统治区内的各种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面临的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同时这也不利于对国统区人民的宣传，不利于争取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民主人士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于是民盟总部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从五一口号发布的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接受的是建议的第一种办法。

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七十五周年，我们探索“五一口号”的提出与民盟的关系，让我们回顾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历史岁月，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同事、好帮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