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国初期政党林立，名目繁多，政党政治也乱象百出，就其原因，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缺乏必要的政治制度保障和国内政治环境。反思这段历史，能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关键词：民国初期 政党政治 政治文化 

      推翻帝制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纷欲效法西方的政党政治，希望藉此实现政治民主和自由，实现政治现代化。孰知因为缺乏相当的政治社会基础，这种照搬法造成水土不服，在民国初期（1911－1927）形成了千奇百怪的政党政治乱象。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先后以不同名称出现的政党有300多个，除了孙中山、黄兴的中国同盟会，还有武昌方面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民社。清末主张立宪政制的，如预备立宪公会等政团因帝制被推翻，失去怙恃，暂时雌服，但仍伺机重登政治舞台。章炳麟的光复会，后易名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其中的一派，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为统一党，代表人物除章炳麟外，尚有张骞、熊希龄、唐绍仪、汤化龙等。预备立宪公会的其他派别，则改组为共和建设讨论会，以梁启超为首。中国同盟会、统一党、民社、共和建设讨论会遂成为民国初年的四大政团，其中的成员，许多是封建帝制时期的王侯将相。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出现的所谓政党还有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自由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协进会与民国公会、国民党（非后来之国民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等。这些政党，绝大多数并不以理想、信念、目标、政见的相同而结合，只不过是臭味相投或意气相孚，多是权势的结合、金钱的结合。
　　到1912年5月，袁世凯的走狗统一党之一部及民社、国民党（前）、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为了在国会中对抗中国同盟会，组成共和党。而中国同盟会也合并同声气的政团，组成国民党。这时帝制余孽、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汤化龙等目睹两大党相争，想坐收渔翁之利，便合并共和统一党及以北方为活动中心的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组成民主党。这一时期主要是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四大党在你争我斗。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仍占绝对多数，国民党员们欣喜若狂，以为将组成国民党内阁。袁世凯岂罢甘休，一面组织大党，一面派人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国民党人议会民主的理想破灭了。
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袁世凯欲组成大党与国民党对抗，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也素不满国民党作为，遂组成进步党。该党鱼龙混杂，有原保皇党人、立宪派、军阀，也有实权派系的人物，以袁世凯势力为主。而这一时期，国民党也开始分裂，向袁世凯献媚的刘揆一，组织相友会，又有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
　　第二次革命失败（1913年9月）以后，国民党与进步党日益靠近，袁世凯又感到威胁，便指使梁士诒于1913年9月组成公民党，而梁为交通系统实权派，此后“交通系”便寄生于此而获得发展，渐显尾大不调之势。公民党成立后，国民、进步两党随即于10月成立民宪党。
　　袁世凯对这样的政党政治仍不满意，于1913年11月4日，取消438名国民党籍议员资格，11月15日，国会停会，除公民党苟延残喘，其他政党，同归消灭，只有等待来日重生。袁世凯的御用党人及走狗，随即上演了一曲恢复帝制的丑剧。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号称“共和复活”，于是政党跟着复活。这一时期有国民党人组织的宪政商榷会，有旧进步党系组成的宪法研究会，还有宪政讨论会、平社、宪法协议会、宪政会、宪教会、苏园、衡社、友仁社、潜园、静庐等。而后宪政商榷会、宪法研究会又分化重组，于1917年初又组成益友社、民友社、政余俱乐部、中和俱乐部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虽名为政党，实际不过是政坛上摇摆不定的派别或暂时的利益共同体，有些干脆就是国会和政府中的老乡会。
　　段祺瑞内阁因对德外交问题与国会严重对立，“府院之争”的结果是1917年3月3日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6月12日总统黎元洪因督军团段派的压力和张勋的“调停”，解散国会。随后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要驱除张勋，再造共和。7月12日重入北京组阁，于北京另行选举新国会。被黎元洪解散的议员则在广东召开非常国会。新旧两个国会内各有数个政党活动。
　　在北方国会，主要有安福俱乐部、旧交通系、新交通系、研究系、已未俱乐部、第一届国会恳亲会等。国会中，贿选公行，徐世昌为当上大总统，便以高徐、顺济两路借款，公开收买议员。
　　在南方，当北京国民政府和北方的政党被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相继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时候，孙中山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于1917年9月在广州创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南北分立。广东的非常国会中有政学会系、益友社系、民友社系、新新俱乐部系等在活动，此外又有蒙古议员俱乐部、文社、广东议员俱乐部等等。南方国会人数虽不合法定人数，乃采取解除北方议员职务、递补等办法，召开国会，更于1919年召开制宪会议。由于南方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实际上也被扼杀。
这一时期，不管是南是北，各党各派，或臭味相投，或金钱结合，或权势成帮，为了自己的利益，常捋拳相向甚至刀兵相见，对于“共和”、“宪政”则毫无诚意。
　　南北对抗，历时一年多。1919年2月南北议和，旋于5月13日议和破裂。随后直皖、直奉、粤桂、湘鄂战争爆发，地震、水灾接踵而至，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党派之争仍未停息。1922年黎元洪再任北京政府总统，恢复国会，号称“法统重光”，孰料“民国六年”（1917年）的国会和“民国八年”（1919年）的广东制宪国会为争正统而大演武剧，闹众院、闯议场、索打议长、警力护驾等不一而足。加之政学会、益友社包办内阁，研究系与讨论会心怀嫉恨，于是党争纷起，小党林立，到1922年底，国会中大小政党达38个，即使是国会中的议员，也难数家珍，开旷古未有之先例。
　　1923年，曹锟为了当上大总统，出钱1356万元，收买议员，示意多组新党，因为小党小派便于操纵。其间分化组合之迹、勾心斗角之状、贿赂买卖之相，不能尽述。到10月5日开会选举时，国会中政团有50余个。贿选成功，给党派的“津贴”即行终止，一些小党不能维持，便又纷纷归并，而一些大佬如吴景濂、高凌尉等挟其财力，组党竞争。一些党派的首领人物，以本党的人员席位为奇贷，在各派中摇摆，看谁出的价钱高。在段祺瑞执政时期（1924年11月－1926年4月），南方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北京政府政令不能出都门，俨同守府，已无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可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又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并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北洋政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中国政党政治进入了一党专政阶段。
      从成立之时起，中国共产党就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党政治翻开了新的篇章。
      民国初期这段短暂的历史，留给我们许多话题。当年政党政治的实践也许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摸索和阵痛阶段。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主要原因有四。
      1，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
      西方各国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情况各不相同，随后又大多结合本国情况，形成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政党制度。总的来看，现代政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议会斗争和民主选举的需要而组成的。随着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并对封建主义取得绝对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在议会中需要自己的代言人，于是政党产生了，成熟的现代政党政治，则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只有当社会财富相当丰富并且分配相对均衡，社会结构相对均质，社会中的民族内聚力开始足以容忍政治分化，并容忍为权力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竞争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才可能产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由政党对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治才有了生长和发育的合适土壤。
      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情形如何呢？生产力水平低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他们中的一部分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成为买办阶级和反动知识分子，也有部分资产阶级渴望改变现状、获得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支持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们要么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彻底扼杀，要么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得收买，投靠过去。
所以，民国初期的所谓政党，更像是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大地主的帮派团伙。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政党政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民国初期上演的所谓“政党政治”，不过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和封建军阀、官僚、大地主们之间的系列争斗，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被裹胁其间，毫无作为。
      2，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基础。
      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的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实施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对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而言，仿效西方的政党政治，不仅缺乏经济社会基础和合适的国内政治环境，没有相配套的政治制度，而且缺乏政治文化基础。
      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许可以称之为顺从型文化，而不是政党政治所需要的参与型文化。政党政治强调民主和平等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主张“君君臣臣”的礼制，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政党政治强调法治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特别注意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现象，主张“贤人治国”、“为政在人”、“德主刑辅”；政党政治强调政治参与和竞争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认为统治者是舟，被统治者不过是被动的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党政治强调组织和团体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对此却有所保留，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反对“朋党比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培育不出现代意义上政党，相反，因政见、目标不同而结合在一起的政客们往往容易蜕变成拉帮结派、作奸犯科的帮派团伙，如同历史上的“朋党”；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衣食尚且不保，哪里谈得上“政治参与”？况且长期受皇权思想影响，满脑子的“德行仁者王”的思想，总在期待“有圣人者出”，与政党政治相差何止千万？所以当时就有人主张，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必须先改变中国人的思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政治文化的演变非常缓慢，其基本特性往往会世代相传甚至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毫不顾及本国的政治文化，强制推行某种政治制度，当然也不能借口文化不同而停止政治发展的脚步。
      3，缺乏必要的政治制度保障。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构成，政党制度与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官僚制度等现代国家其他基本政治制度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政治制度。政党政治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反观民国初期的政党政治，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法律制度，或法律制度没有稳定性，无法适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法治环境，金钱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或法律制度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成为一纸虚文；还有一种情况是，在集权思想指导下，所谓的“法律制度”，与帝制时期的圣旨敕命没有什么两样，与政党政治反倒有些不相干。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以后，11月28日便成立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1月30日便公布施行。当时的情形是，各省总督拥兵自重；参议院只是各省都督派出的代表组成的松散组织，没有统一意志；孙大总统虽然名高位重，但并不具备号令全国的实力；北方的清王室仍在苟延残喘；袁世凯则手握重兵，骑墙观望。因此这个大纲就只有政治象征意义了。
      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革命党人为了约束袁世凯的手脚而制定的一纸具文。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打碎封建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不动，而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却拥有统治国家的实权。于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勾勒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
      袁世凯上台以后，于1914年4月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是谓《新约法》，就其特点而言，一言以蔽之，就是采用极端集权主义，与政党政治完全背道而驰。
洪宪帝制垮台以后，南北两政府对峙。北京政府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准备，便匆匆于1918年2月17日相继颁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等，目的全在于选出易于控制的议员。1920年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下台，这些法律旋归于无。
      1922年直奉战争以后，直系军阀掌控北京政府。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同时于10月8日召开宪法会议，10月10日即公布新制定的《宪法》。《宪法》本当于民国元年产生，十几年都没能制定出的《宪法》这次竟于数日间产生，其荒唐可想而知。1924年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曹锟倒台，这部荒唐的《宪法》随之夭亡。
      1924年11月24日上台的临时总执政段祺瑞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令，组成临时政府。象以往的民国政府一样，临时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在军阀控制之下，军阀们手握枪炮、口含天宪，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制度可言？
      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军北国，北京政府才告瓦解。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政治制度光怪陆离、瞬息万变，根本不存在为政党政治提供保障的、稳定的、有权威的政治制度。
      南方政府虽然有孙中山等人在倡言护法，而且还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但由于南方军阀争权夺利、纠纷不断，短短数年间国会与政府几经变动，政党政治同样没有生存的空间。
      4，缺乏必要的国内政治环境。
      民国初期的国内政治环境，有四个特点。
      一是军人执政。凭借武力上台的政府会对武力产生依赖；而且，从另外一方面看，以武力相威胁，以武力解决问题，对当权者而言，会使执政的效率更高，政府的运行成本更低。在此情形之下，被牺牲的当然就只能是民主政治了。
      二是军阀割据。无论南北，掌控军队的军阀们拥兵自重，不仅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便是南方政府，也是内部纷争不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国会中的议员和党团，而是枪杆子，是军事实力。
      三是政权频繁更迭。袁世凯统治的1912年至1916年6月不到5年时间内，竟有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徐世昌、段祺瑞等8届内阁。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至1924年间又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相继担任大总统或代总统，其间还有张勋复辟，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段氏下台不久，张作霖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为国家元首，这9年时间经历的内阁就更多，有27个之多。
四是南北政府对峙。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令不一，战祸不断，灾害频仍，缺乏一个具有权威的、能有效治理国家的中央政府。在这样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当然也就谈不上推行什么政党政治了。
      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