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晏阳初和很多历史名人一样，形象既清晰又模糊。晏阳初有标签，他是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在定县、北碚等地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留下了今人可见的遗迹，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典型案例。但晏阳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如同苦行僧一般，历经磨难、终生不渝地追求他的理想?常常得不到解答，甚至有理解的隔膜。这些问题，仅仅通过阅读他的专著，也不一定能搞明白，原因不是他的理论有多难，而是要理解一个真实又超凡的人，需要有一个可供接近的通道。这个通道的公共产品便是文学，传记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走进另一个鲜活的人物，也只能用重叠的生命体验复原其中的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只能依靠想象去完成。所以传记可以是多样的，一部传记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作家和传主生命重叠的部分。在若干晏阳初的传记中，四川作家苗勇的《晏阳初》，至少有两个地方值得重视。
一是对晏阳初与大巴山文化关系的深入挖掘。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地处大巴山的腹地，大巴山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对于晏阳初早期人格的形成，自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力并不容易清晰察觉，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但也有“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谚语，说明地域与个体人格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只有对一个地域有深刻的生存体验，才能产生“生命重叠”。作为巴中人的苗勇，在这方面有他的写作优势。举个例子，晏阳初总结他精神世界中的“三C”：Confucius(孔子)、Christ(基督教义)和Coolie(苦力)，其中至少有“两C”都会因作者对大巴山文化的熟悉而变得更加生动、具体。Coolie(苦力)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但大巴山中的”背二哥“让“苦力”精神更有地方色彩。在交通不便的大巴山地区，“背二哥”是必须的工种，也是名副其实的“苦力“。当衣衫褴褛的“背二哥”，负重穿梭于悬崖峭壁之间，他们的坚韧、乐观和生命力，会给旁观者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苗勇描写在晏阳初一次次求学过程中，与“背二哥”近距离接触，并感受到他们的乐观和坚韧，这符合当地生活的实际，在晏阳初的思想中也能得到确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并不是自上而下而下“扶贫”，而是对于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其中的内容不仅包含物质改善，还包含了精神成长，显然出他对于平民的尊重。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常常如同大巴山中的“背二哥”，遭受各种打击和挫折，但他从没有为此而放弃，也表现出坚韧乐观的精神。
Christ(基督教义)与大巴山，以及与晏阳初的关系，如果对于当代文化没有一定体会，也很难觉察到。今人常常惊叹，地处内陆的四川，为何在近代人才喷薄而出，且常成为各行业之翘楚?这就不得不说到巴蜀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在晏阳初的精神世界里，Christ可能包含的基督教的济世情怀和奉献精神，也潜在包含了巴蜀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基督教的精神也难以与进入晏阳初的世界。也因为开放和包容，晏阳初能够走出大巴山，去追求他的梦想，将毕生精力落实到平民教育上。
二是晏阳初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晏阳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入世精神和济世情怀，让他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独树一帜。晏阳初的实践精神，不是传统社会里的“学而优则仕”，也不是近代社会里的投身革命，而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独立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今天的学者，常常难以走近实践精神强的知识分子，不能充分体会他们的思想脉动，因为实践对人思想的改变，非纯粹理论推演所能及。苗勇的职业，让他在看待此类问题上有其优势。苗勇当过普通中学教师、基层公务员，直到成为省工会副主席，这让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更深体会，对于在基层社会如何“实践”更有发言权，对于在基层社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是更真实地体现出晏阳初的人格魅力。
书中有两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一处是晏阳初对张学良威逼利诱的拒绝。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实践的最初阶段，张学良对他有知遇之恩，不仅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对其个人也格外关心。对普通人来说，知遇之恩很容易变成人身依附，但晏阳初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也让他的平民教育运动没有沦为政治之术，而是救国之道。苗勇处理这个细节，没有过分强调品行高洁，而是突出了笃定务实，更体现出晏阳初的人格特点。晏阳初终生追求平民教育事业，需要有高洁的品行，但更需要笃定务实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乱纷争的近代中国坚持下去，不会为一时困难而停滞。一处是晏阳初在定县实验时遭遇的问题。如果停留在书斋里，作家很难体会平民教育遇到的困难，譬如被老百姓排斥、建构平民教育体系的难题等，因此对平民教育运动的书写会流于表面。苗勇对定县实验的描写，能够回到乡村社会改造的语境，也写出了实验中各项工作间的逻辑关系。书中特别写到一个细节，尽管棉花产量不高，但农民并不想改变种植的种子，这需要通过试验田的方式让农民信服;棉花丰收了，但因为不能决定价格，农民也难以真正受益，这需要建立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如果有过基层社会治理的经历，这些细节可以说是生活的常识，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一系列实验，并不容易将其内在成因讲清楚。因为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苗勇在处理此类细节时，都显得格外得心应手。
苗勇著《晏阳初》值得推荐的优长还有很多，在比较各种晏阳初传记的基础上，我特别介绍这两点，其余部分，留给读者朋友自行品味。
(作者周维东，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评审专家，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