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原创性特点，也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象征。其实，谈到活佛转世现象，人们喜欢把它作为藏传佛教区别于佛教其他传承系统的一个特点进行讨论，导致很多人习惯性地只强调它的特殊性。殊不知这一特点背后，其实蕴含着佛教本身的一些普遍教义、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轨迹、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血肉联系。

很多对西藏文化不熟悉的朋友，可能对活佛转世制度怀有一种天然的神秘感。然而，任何文化现象，只要接近它，走进去了解，就能领会到这一文化的内核逻辑和本质属性，其神秘面纱也就自然能掀开。藏学专家和宗教学者基于对活佛转世的长期研究，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研究理论，得出了客观权威的研究总结。他们的研究，充分显示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个性和共性、教义和仪轨、圣神和世俗、神秘和常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完整关系。虽然关于活佛转世的研究成果丰硕、话题角度纷繁复杂，但归纳起来也可以概括为对活佛转世的宗教、历史和政治层面的共识，这种归类也促成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处理的三大原则的概括，即活佛转世要依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政府审批进行。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三大原则，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这一特殊的制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三大原则的形成本身体现着活佛转世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混乱到规范的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成为到目前为止解决活佛转世事务中的复杂因素，保护藏传佛教自身健康传承的最有效的原则举措。结合这三大原则，针对达赖本人及达赖集团、美西方一直鼓吹的所谓的“达赖自主转世”等谬论，我在这里想谈谈活佛转世方面的一些具体思考。

一、遵循宗教传统仪轨，不是强调个人意愿，而是要体现佛教核心教义理念。从历史的角度看，活佛转世在西藏的出现，充分彰显了对佛教的一种创新性智慧。我们要了解这一独特的文化，先要从核心理论依据开始入手。首先，我们要明白活佛转世创造者给世人强调的是其教义理论的依据，也就是说佛教灵魂不灭说、因果不虚说、六道轮回说、菩萨救度说等，活佛转世把这些教义巧妙利用起来，建构了活佛转世的自身逻辑，对信众产生信服力和信仰基础。按照佛教自身逻辑，活佛转世本质上体现的是作为上一世灵魂在下一世肉体上的延续，其核心是上一世灵魂和下一世灵魂延续的确定性和精准性。为了确保这一确定性和精准性，藏传佛教在活佛转世方面创制了诸多宗教仪轨和传统做法，比如举办祈愿法会、观湖察看、托梦解读、降神算卦、食团抓阄、辨认遗物等，虽名目繁多，实际上就是依照佛教教义去论证下一世灵魂为上一世灵魂这一主张。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个根本性的疑问，到底谁来决定所谓灵魂的何去何从?严格意义上讲，灵魂的何去何从，轮回至六道中的哪一个道，佛教认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业力”，因果不虚是“业力”的实现途径。佛教进一步认为，“业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是一个生命个体今生今世甚至无数个前生前世所积累下来的所有“业”的必然结果。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佛教虽然认可一个修行者的修行祈愿或个人意愿对其死后灵魂何去何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业力”才是最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佛教中最神秘或实证主义标准无法考究的就是这一“业力”的实现方式了，所以，才需要去创制那么多宗教仪轨论证这一神秘力量运行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因为这个关键环节显得如此神秘和复杂，自古以来任何修道者或活佛很少有在世时对自己转世的何去何从公开发表意愿的，都充分认可活佛转世的这些宗教仪轨。所以，十四世达赖本人经常宣称的所谓“转世终止论”“转世性别论”“转世蝴蝶论”以及达赖集团和美西方炒作的“达赖自主转世论”等，都是在刻意否认活佛转世仪轨的合理性意义，是在破坏活佛转世制度赖以存续和发展的核心教义理论支撑和传统仪轨，将会对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产生十分消极作用。

二、依照历史定制办理，不是在因循守旧，而是在尊重传统，促进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现在我们的话题可以从宗教自身的教义转变为历史的现实方面。随着活佛转世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传承模式，仅仅依靠佛教核心教义理论的支撑和有关宗教仪轨的操作，无法有效规范活佛转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纷争，无法消除这种纷争对西藏社会历史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迫切需要出台更加完善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制度，于是有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第二大原则，即历史定制。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是活佛转世有关教义理论和仪轨在现实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西藏历史上，尤其是各教派活佛转世的历史上，活佛转世由于其世俗性利益冲突日渐显露但没有及时形成规范的历史定制而出现的纠纷很多，有些纠纷演变成为灾难性历史事件，比如围绕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纷争、六世班禅转世纷争引起的廓尔喀入侵西藏事件等，都对西藏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最初的明永乐派员“审查”新认定的噶玛巴转世灵童通瓦顿丹，到清朝乾隆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还有活佛转世事务的各个环节，包括寻访、认定、审批、坐床等方面逐渐总结出切实可行的固定做法，活佛转世开始逐渐形成了规范化、制度化、可行化的历史定制，有效杜绝了西藏历史上出现的高僧及家族成员敛财、操纵大活佛转世、勾结外敌扰乱西藏的事件。其中，作为大活佛的达赖和班禅转世系统，原则上都需要经过“金瓶掣签”认定其转世，成为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已变成全体藏传佛教僧众和信众公认的公平公正解决这两大格鲁派活佛系统转世事宜的制度。

活佛转世的这种历史定制，不容任何个人和组织肆意践踏和破坏，包括十四世达赖本人也无权改变这样的历史定制。因为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不是偶尔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纠错和规范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纷争过程中，总结经验、达成共识后形成的，是历代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和各朝代中央政权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出来的最有效解决活佛转世问题的办法，对这一历史定制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历史的否定，是对藏传佛教基本制度和仪轨传承的否定，广大信众不会答应，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所以，有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理应充分尊重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实行“金瓶掣签”，而不是达赖集团和美西方私自操纵就可以的;坚决实行“金瓶掣签”有关的历史定制，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在维护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秩序。

三、需要经过政府审批，不是弃旧开新，不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而是规范宗教事务的管理。活佛转世的出现，夹杂着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出现的内在原因与其说是教派教法传承的需要，还不如说是政教合一制度下维护其政治利益的需要，如噶举派黑帽系噶玛巴转世系统、格鲁派达赖喇嘛和班禅转世系统等的出现，就是最为鲜活的实例。因为活佛转世的这一特点，其转世事务不是单纯的宗教教内事务，而是一种国家治理范畴的重要事务。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过程中，根据活佛转世的世俗性特点和诸多活佛转世争端而引起的社会冲突，逐渐把活佛转世事务纳入其管理范畴，相继采取各种措施或出台相应制度，完善和规范活佛转世制度，一方面维护了藏传佛教内部秩序并促进其健康传承，另一方面彰显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大小事务的管辖权。

活佛转世需要经过政府审批，是有民间传统和历史基础的。目前，藏传佛教有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1300多个，隶属于3700多座大大小小的寺庙，而这些寺庙在历史上又依附于涉藏地区大大小小的村落、部落、区域。任何活佛转世时，需要经过所属寺庙、村落或部落等的共同商议，最终按传统仪轨寻访、认定、坐床，其中就包含了世俗势力对活佛转世的话语权，成为活佛转世需要相应权力机构审批的传统基础。由此类推，大活佛的转世需要相关政府的审批，也成为历史定制，从最初的明永乐皇帝派员查验噶玛巴转世，到达赖、班禅转世需要报请清中央政府审批，都是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固定做法。活佛转世审批权掌握在政府手里，避免了藏传佛教内部围绕活佛转世出现的各种矛盾，有效防止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活佛转世的影响力制造教派之间、村落之间、区域之间的社会冲突，维护了藏传佛教及其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尊重和沿用活佛转世方面的宗教传统仪轨和历史定制，同时进一步推进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法治化，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2007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颁布，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该办法进一步把政府审批这一环节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其中对办理活佛转世事务应当具备的条件，应当履行的报批手续，政府对转世活佛的审批权限等作了具体规定。

总之，活佛转世事务中政府审批权的正当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是被历史和事实所证实了的，政府对活佛转世进行监督、管理、审批，不是在干涉藏传佛教教内事务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像历史证明了的那样，是在维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规范性、权威性，维护藏传佛教自身的利益。

【作者简介】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